索尔仁尼琴被捕了。

    1945年2月，这个在卫国战争时期应征入伍的高加索小伙子、两次获得勋章并拥有大尉军衔的炮兵连长，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周，忽然被捕了。因为他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言之凿凿地无礼谈及”斯大林——他用了“胡子男人”字眼。

    这违反了前苏联犯罪法第10章第58条，他被关押在莫斯科的Lubyanka监狱，并在这里受到审讯。

    1945年7月7日，在他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判处他在劳动营改造8年。索尔仁尼琴在自传中说，“在那个时期，这算是比较温和的判决了。”

    1918 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他是一个遗腹子——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1924年，他随母亲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之后考入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如果没有战争，索尔仁尼琴或许会成为一名教师、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如果没有这次的被捕，也许他会成为战功卓著的军官，也许还会重蹈他父亲的路。而现在，索尔仁尼琴的道路发生了逆转——

    流放

    在接受劳动改造的第一阶段，索尔仁尼琴被送到一个复合型的劳动改造营。1946年，作为一个数学家，他被转到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小组。

    在劳动改造中期，被他称之为“特别监狱”（《第一圈》）。1950年，他被转到新建成的“特别监狱”，这里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在哈萨克草原这一个叫做Ekibastuz的县城的监狱，他先后做过矿工、砖匠和铸造厂工人。

    从那时起他开始了写作，边写边用脑子记住写出的文字，以防文稿被没收后，写作的内容全部丢失。他写作的内容大部分是在斯大林集中营所遭遇的苦难和不公生活。

    在“特别监狱”时期，他的右手上忽然长了一个肿瘤，虽然动了手术，但并没有得到根治。

    一个月以后，8年刑期满了，可上头对他并没有新的判决，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也没对他做出任何释放决议。

    最后的行政决议是：他不能够被释放，而是终身流放到Kok-Terek （哈萨克斯坦南部）。在当时，这是普遍做法。

    肿瘤长得很快，到了1953年底，索尔仁尼琴命悬一线。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我不能吃，不能睡，而且还受到肿瘤所释放毒素的剧烈感染。”

    1954年，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府塔什干的肿瘤医院接受治疗，居然得以痊愈。

    流放期间，索尔仁尼琴在一所小学教数学和物理。在这段艰难而孤独的过程中，他大部分时间被教职所占据，私下底则全身心投入秘密写作，并尝试把写下的东西保存下来，随身携带，然后辗转送到欧洲。

    他在自传中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自己的文字被公开发表，为了防止我写作的事情被人知道，我甚至不敢让熟人看我写的一个字儿，直到1961年。最后，在我42岁那年，秘密写作把我折磨得不行了，最让我痛苦的是无法把自己的文字拿出来让受过文学训练的人做个评判。1961年苏共22大以后，我决定发表我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1970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感言，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劳动改造和流放时期他的心情和当时苏联国内的文学现状，“那些已经享有文明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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